2015/10/11 《五帝本纪》
我曾经有一个疑问，中国的传统都是后一个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那么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如何能够知道事情的真伪？遇到不同版本的故事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譬如《史记》的五帝本纪，我曾经非常怀疑这些史实的真实性，因为五帝的时代距离汉朝实在太过遥远，远离历史而记录历史对我来说很是匪夷所思。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一点，对修传的史官而言，他们编书的时候，并不是观察——记录，而是阅读——整理——汇编。也就是说，与生物标本的记录报告不同，他们本身与“标本”（历史），大多并无直接接触，所以他们并不是记录自己的观察，而是大量收集并阅读前人之文字，整理其中的信息，按照他们自己或明显或隐晦的准则进行加工，最后用自己的语言汇编、整合，使之成为流畅的故事，以供阅读。
如若这样的理解是合理的，那么太史公在编篡《史记》的过程中，他内心的准则是什么？太史公在《五帝本纪》的末尾，自己有言他整理资料时“择其言尤雅者”，这里雅应如何解读？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谈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太史公在《五帝本纪》的行文记事中寄托的情感是“雅”的。
太史公在写《五帝本纪》之时，相比较而言，用了最大比例的篇幅写尧禅让于舜的往事。无疑的，面对这段往事，太史公面前有很多种选择，他可以如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样写，也可以选择舜想方设法挤走丹朱，并谋取天下的可能。太史公选择了“让”的说法，同时也花费一番笔墨详细叙述了这个可能发生的前提：尧举人唯贤、舜才干德行无一不缺，以此辅证禅让的真实性。继续阅读，太史公又写舜弃子商均，禅让于禹。如果继续读至《周本纪》，在写文王“盖受命之君”的论述之前，太史公谈论的也是文王封地，虞、芮关于“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见闻。而尧、舜、文王三人，均是太史公行文中明确指出非常得民心之人。显然，民心之所向，与三人的德行有关。
我曾经是一个阴谋论者，最初读尧的禅让也是理解为美化历史，并不肯接受这样的故事。然而当我放下成见，去思考太史公这样选择的原因时，才发现了这背后的美与深意。我觉得太史公这样的写法是寄托了他自己对三帝五代时期最美好的希冀，以及传递他对一个贤明君主的理解。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他希望读到这段故事的人能够分享他对美好社会的渴求，相信尧是真的禅让于舜的，并以此为例，学习“让”的智慧与美德。
不仅通过禅让，再看“五帝本纪”其他几帝，我们也可以读到太史公对美好社会、贤明君主的赞赏。黄帝主功为平定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即为“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及“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等。而尧则“敬授民时”，在农业为主的社会，帮助百姓更准确的明确播种、插秧等的时间，不因误天时而失其利。大禹治水更是帮百姓解决了对农业十分有威胁的水患。
如此，太史公自言择“雅”，即可理解为择雅之事，那么《五帝本纪》本身，是在传递一份太史公的社会关怀和行文中隐含的道德准则。《五帝本纪》作为《史记》众篇之首，不应轻视，我想应将太史公这份对大同社会的情怀记入心中，在随后学习《史记》之时不忘太史公之本意。
2015/10/17《周本纪》《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
武王伐纣革殷命，然后处理好与前朝有关的各项事，又追思五帝，后分封功臣。武王分封众人，而太史公一共具名记载了五个人，依次为太公、周公、召公、管叔、蔡叔，而余者一笔带过。在这句之前，太史公也道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尙父为首封”，说明这个次序是有含义的。翻回前文，在文王逝去之后，太史公也有写到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续业。”这个次序也与武王分封时的顺序有所对应。由此看来，依照武王的判断标准，太公的才干是高于周公的，然而在后文的发展中，太公除了在成王少时，奉命征伐之外（参见《齐太公世家》），似乎并没有辅佐成王太多。与之相应的是，周公摄政。我觉得这段关于周公摄政的历史很有意思，想在此探讨一二。
读武王崩这一小段，发现武王并没有指明谁来辅佐新王，而接下来周公摄政的缘由是“周公恐诸侯畔周”，也就是说这是周公一人的想法和决策，如果成王年幼，暂且不计，那么太公和召公在哪里？《齐太公世家》中有写到武王分封，太公“东就国”，似乎太公早早的前往了自己的封地齐，然后修内政，直到成王年少，管蔡之乱时，才奉命征伐。然而，《鲁周公世家》也有叙述太公报政于周公这一段，周公反问中的“疾”字，可见太公就国和周公摄政之间的时间相差并不多，那么太公究竟是在武王时就已就国还是成王初初继位时才就国？《史记》中的记载，似乎有些模糊。再看《燕召公世家》这个时间段的记载，太史公写道“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那么从分封排序上逆推，另外两个只能是太公和周公，再接下来，“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似乎太公在成王继位时，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背后的原因不清楚，可能太公已就国。但是，由此句推之，又可知，就算没有太公，召公是与周公一起辅佐成王的。再之后，“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似乎周公摄政是并没有与召公商量的，而且翻查字典，“践”字既可以解释为履行，又可解释为就位，能让召公疑，似乎周公摄政并不仅仅是代理朝政，甚至就王位了，但这只是猜测，《史记》也没有明说。周公后来以伊尹等贤臣自白心愿，才使召公安心。然而奇怪的是，在《燕召公世家》中，就再也没有其他与管蔡之乱、成王命召公相太子有关的事情了，召公是一直在专心“治西方”么？虽然这与“自陕以西，召公主之”相符，但似乎并没有在成王时起到大作用。
再看回《周本纪》，周公摄政后，管蔡“疑周公，与武庚作乱”，而《管蔡世家》中虽然没有与《周本纪》的描述矛盾，却补充了两个细节，太史公写到“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一是突出周公之“专”，二是补充说明管蔡疑的原因为“不利于成王”，似乎在这里，管蔡尽管在作乱，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太史公究竟想表达什么？
虽然反反复复阅读了这几段相关内容，我始终觉得周公摄政这里描述模糊，给人很多联想的空间。读《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可见周公对成王呕心沥血、功劳甚多，而太史公却没有大加褒扬，太史公在否在写作中用春秋笔法在周公摄政这一段遮掩了什么？而且，太史公之前一直褒扬太公之谋，为什么太公在成王之时选择就国而非辅政？如果周公真的是“专王室”、“当国践祚”七年，是不是在君臣的关系上并没有把握好度，而太史公由此认为，就算周公出于好心，仍在德行上有所亏损呢？
2015/10/31《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陈杞世家》《楚世家》《卫康叔世家》《鲁周公世家》
太史公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开篇提到周朝的分封制度是“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血脉似乎在德行和统治权之间构架了一座桥梁，家族的延续将德行传承下来，统治者往往因为血脉而有或多或少的德行与生俱来，因而可以被分封至一地或延续某地的统治。这时候的逻辑是德行好==》血脉传承德行==》统治，寻根探底，一个人得以统治是因为德行好，功勋大多可以体现德行。（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武王分封时没有分封最小的两个弟弟，可能因为当时年幼，在伐纣中没有表现出与德行匹配的功勋，所以没有分封）然而传至春秋的时候，血脉中的德行一代稀薄过一代，从太史公记载的故事中看，许多诸侯已经逐渐没有德行了或者说德行不可计，即使原有的逻辑成立，更多的表现出来的是是血脉传承统治==》统治，一个人得以统治是因为他出生自那个家庭，而这种传承原本延续德行的目的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了。
如果将家族定义为广义的血脉传承，将父子两代构建的家庭定义为狭义的血脉传承，那么狭义的血脉传承可以更简单的用家庭去理解，时间长河中家族、德行、统治三者的关系即可以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变为家庭、德行与统治三者的关联，考察许多诸侯在妻妾关系与父子关系上的表现，与之相对的德行似乎是不足以统治一个国家。当诸侯忘记自己传承的内容是德行，而仅仅记得传承的载体血脉，便在君主位上多肆意妄为，如鲁惠公、卫宣公、楚平王夺子之妻，由此造成鲁桓公（惠公少子，母原应为惠公长子之妻）弑鲁隐公（惠公长子），卫宣公太子伋（长子）与寿争相赴死而少子朔（少子，母应为伋之妻）继位为惠公却得左右怨，楚平王太子建被馋亡，其本应娶为妻的秦女生子珍后为昭王。除了夺子之妻，宠妾多过妻的君主欲立庶子而废嫡子，使继承权混乱而导致国内政局不稳的君主更是不可数，如齐桓公、晋献公等等。似乎在这些君主眼中，几个儿子中哪一个传承到了更多的德行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母亲是否取悦于君主，最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父亲的喜好。如此，家庭（载体）与统治（目标）搅浑在一起，而德行（实现手段）已抽身而出，传承的意义在何处？
有意思的是，太史公在《陈杞世家》接近结尾的段落，一一叙述舜、禹、后稷等有德之人后代的结局，而每一个都是以“XX灭之，有XX言”结尾，这一段有何深意，我还未完全领悟，但究竟是众贤人后裔自取灭亡还是因为血脉中的德行已过于稀薄使得不能为君主，即是人之过抑或天之命，古人如何理解，总觉得这里还有探究的空间。太史公每每评论中总会由祖先起叙，是在谈传承还是更广意义上的究因果，也值得思考。
阅读中出现的问题： 《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写作是否有不同的侧重点？太史公在世家中会用“始”来表示一件事情的开始，往往这件事情会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出现，参照吴国在年表中的开头与《吴太伯世家》中的记载，然而阅读《赵世家》和《六国年表》，这种对照消失了，为什么？
2015/11/07《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赵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
我曾经很困惑为什么太史公要尽可能清楚的写明白《史记》中每个人物的谱系，是被描写的人重视家族传承还是太史公自己重视。如果说从夏启开始父死子继的传统，周公最终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在很久远的过去，追溯谱系就已经成为了家族的本能，那么为什么《五帝本纪》中也要尽可能的写明白人物的出生？太史公也许是在遵循某种社会规范如此写作，但随着阅读《史记》文本的增多，我更多的感觉到是太史公本身很重视家族的传承、事件的连续。抽象的说，太史公的叙述在尽可能的将故事逻辑化，点明开始、重要的过程以及结果。如果留意《史记》叙事的文字，会发现些有意思的描述，具体举例来说，在《鲁周公世家》中，对宣王和季武子关于继嗣的选择，都有“…弗听，…卒立”的描述，而这个表达本身就带有悲剧性的指向，预示着鲁国因为立嗣问题而即将到来的苦果；而普遍的讲，太史公会习惯性地用“始”、“遂”、“乃”、“从而”“欲……故”等等以表明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因果或其他关系。在这些连词中，与追溯族谱背后喻示最相似的应是“始”字，在这里，想借用“始”字略微探究一下太史公的想法。
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吴国出现的非常晚，然而在世家的排序中，《吴太伯世家》位序第一，其历史追溯到周太王之子、文王的伯伯太伯与仲雍，这个时间上的差别从何而来？在《吴太伯世家》的第三段末尾一句是“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这也是吴国在《十二诸侯年表》上历史记载的开始。接下来第四段，“……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在年表上也同时出现了“于是”所对应的原因“巫臣来，谋伐楚”。接下来年表中的“与鲁会钟离”，在《吴太伯世家》中并没有点明，然而翻看《鲁周公世家》，却可以找到“（成公）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似乎《十二诸侯年表》印证了在传记中“始”字所相关的事情都是太史公觉得相对重要的。有趣的是，如果用《六国年表》印证《赵世家》中的描述，“始都邯郸”与“胡服令始出”这样的描述在年表中却翻不到相对应提纲，我尚未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和逻辑来解释。如果假定“始”在行文中的意义未变，似乎只能假定《六国年表》和《十二诸侯年表》由于所对应描述时期不同的关系，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似乎并不是，也或许是我未曾察觉。
如果单纯的论及阅读体验，感觉“始”一方面在为后续事情点明原因，另一方面在叙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类比谱系，始同时会起到总述和分类作用，如同点明一个人的族谱，每一个开始（祖先）都同时隶属于一个新的分支。于我看来，如果这算是太史公点明相关事件重要性的关键字，就意味着太史公对探求因（果）的态度是尽可能的将故事或人物追溯至源头，这是否能或多或少地揭示太史公相信“万事必有因（类似）”呢？
2015/11/14《魏世家》《楚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
一、君臣之道
在读《魏世家》中李克教魏文侯选宰相这一段时，想起之前《楚世家》的某一段对话中也曾有类似的分析，翻回《楚世家》中韩宣子与叔向的对话，对照李克所言来看，觉得十分有趣。两个文本分别如下：
《楚世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魏世家》“……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楚世家》中讲得是得君主位的一个假定前提和五个重要因素：前提是有宠爱，之后顺推的五个因素是贤人辅佐，主要力量响应，谋略，民众和德行。而《魏世家》中提到选宰相观察的五要素是：亲近的人，富达时交往的朋友和推荐的贤人，贫穷时不做的事情和不拿取的事物。叔向提及的君主位相关的五个元素是作为臣子时在正常时局下，出现诸子争位时需要考虑到的。同时，在一个公子成为君主后，判断此人能否在位长久以及能否有所作为也可以参考这些因素，太史公也往往会在一个君主被弑杀之前交代清楚原因，或者是个人失德，如同《田敬仲完世家》开篇提到的陈完之父厉公失德而使林怨；或者是《吴太伯世家》中亲小人远贤臣的吴王夫差。对比李克提到的几个方面，这些标准中最为相像的应该是德行，其次是近处的亲人、朋友；再次谋略和举贤似有共同之处，而鉴别臣子无需看出身（宠爱），且十分或过度得民心的臣子反而会遭到君主的猜忌而不得用，如同《魏公子列传》中提到的“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既贤又能，反不得用。在《孔子世家》中，孔子对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知道叔向提及的臣子视角看君之道和李克诠释的君王视角选臣之道算不算与“君君，臣臣”的一个对应。
二、再看太史公记族谱
在我之前的两篇报告中，都有提到太史公在《史记》中有尽可能详细追溯世家或列传传承源头的习惯，此次读《魏世家》和《韩世家》对此又有所感触，希望此次能对这个持续很久的问题（为什么太史公追溯“族谱”）有个合理的回应。
因为赵、韩、魏三家是分晋之后被封为诸侯的，所以他们相对出现较晚，并不和《十二诸侯列表》中提及的诸侯一般大多在早期被分封。然而太史公对他们族谱的追溯还是会尽可能的早，以《魏世家》为例，魏世家祖宗可以追溯到毕公高，再具体且血缘更近的是晋献公时期的毕万。从此时起，晋益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之后历经文公、悼公、昭公、顷公等才有三家分晋的契机，一跃为诸侯。由此可见，赵、韩、魏之所以为诸侯，并不是知伯时几十年间的努力，而是几代人一辈子又一辈子的积攒，这些积累最终使得此三家列为诸侯而非其它。《田敬仲完世家》中讲述的故事也是一样，“田氏代齐”非一朝一日之功，而是从陈公子完开始祖祖辈辈的积累。这种积累在之前阅读的世家中被忽略，（对我而言）是因为之前的篇目大多有记述的祖先，从一开始就因血脉处在贵族的位置上，让人轻视了他们的努力对自己子孙后代的影响，现在想来，称霸的君主又何尝能离开祖辈的势力的积累？而越王勾践自成世家，是否又是因为他少受祖宗之遗泽，更多的凭借个人的才干收拾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如此说来，太史公在记述族谱是不是想要描述一个累积的过程呢。在很多世家的结尾，太史公极其省略的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在位人的名字和时间，是不是在缩略的讲述一个家族的衰退。正如“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所揭示的，任何结果的出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太史公尽可能的追溯“始”因，又全须全尾的记至最后，想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2015/11/21《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陈涉世家》《齐太公世家》《宋微子世家》
秦二世登基之后，觉得自己位置不稳，宗族有其它公子相争，朝廷有众多大臣不服，向赵高取策，而赵高建议诛有罪者，“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昆弟三人无罪，却被逼“流涕拔剑自杀”，而同时“宗室振恐”、“黔首振恐”。
观夏商周三代，最后的末代君主都是被自己治下的强大诸侯国推翻，尽管有末代君主自己不修德政等其它原因，然而封诸侯使其进朝贡、攘边疆这一不够中央集权的制度性缺陷也要为夏商周的覆灭负一定责任。当出现一个诸侯勤修德政、有天子授予的征伐权利、军事力量强大，当它有不臣之心时，天子其实是回天乏力的，而在此诸侯弱小的时候，也无非常道义的理由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在春秋战国的诸侯混乱相争之中，诸侯也是被外力亡国，灭国者为其它在旁虎视眈眈的强大诸侯，见其弱，则欺之。而与之相对的是秦朝，这个朝代只持续了短短时间，并且已经改郡县制控制了宗室、有功之臣的势力，那为什么亡国如此之快？
个人认为，秦的法令政策：从商君起的积淀，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的骄傲自大，再到尤其是昆弟自杀这一段，局面已经到宗室和黔首全都“振恐”，这些都是秦朝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的伏笔。与夏商周不同，秦的灭亡是真正的由内而起，统治者统治不当应负绝大部分责任。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世家文本中，多见“XX怨”，由此导致某位君主被臣子弑杀，或某高位之人被平民弑杀。比如《齐太公世家》中齐襄公“及立，绌无知轶服，无知怨”，之后无知弑杀襄公而自立为齐君。又见《宋微子世家》中，华元分羊，却单单忘了帮他驾马的御夫，御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一个人的怨已经可以引发一系列的后果，轻则论一人性命之生死，重则谈一国百姓之动荡。而秦国治下，怨字少见，多见恐，此时诸人甚至已经不敢怨，也不能怨，表面看起来无比乖顺。然而秦始皇自己不仅被荆轲刺伤，还在游历全国中连续（咸阳、博浪沙）遇盗。在恐惧之下，如果有人可将性命置之度外，则秦王危，而有一群人将性命置之度外，则秦朝危。《陈涉世家》中描述的场面即是如此，陈胜等人遇雨失期，失期当斩，不叛是被杀，叛变也可能被杀，但多少还有希望不仅活下去还能闻名天下，此时就是陈涉吴广等一群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并且队伍越来越大，危及到了秦的统治。
追溯回《商君列传》，秦民多恐已见初端，“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民不敢议政，而“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此时有商君挡于秦孝公之前，众人可在孝公去后向商君发难，而太子可以商君之命换得宗室贵族归服，此之后，秦君却要自己直面君臣、君民在严苛的刑法下所产生的矛盾。至秦二世，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峻刑法，最终诸多矛盾不可调和，秦虽一统天下，却几十年而亡，叹矣！
2015/12/19《吕太后本纪》《留侯世家》《晋世家》《魏世家》
一、孝惠与吕后
太史公并没有为孝惠帝单独列传，而是通过《吕太后本纪》及《留侯世家》侧面勾画了孝惠帝的形象，为何太史公如此安排，想通过孝惠帝为太子时，高祖几欲废太子谈起。
在《留侯世家》中，高祖欲废太子，留侯给吕后的建议是找四位贤能的人来辅佐太子，吕后听从了留侯的建议。这四位贤能在汉十一年，高祖欲太子将兵时出策阻挠，使得太子平稳度过此难关。我之所以单独点出这一段来写，是因为春秋时早有“太子将兵”的悲剧发生，晋献公，爱骊姬及其子奚齐，意欲废太子，使太子申生伐东山。太子从之，之后也对骊姬多容忍，最终自杀。而魏惠王三十年，太子申为将军，与齐人战，败，被齐人掳。虽然太史公并没有记述魏惠王与太子申的关系，然而三十一年就另立公子赫为太子。也就是说，襄王是惠王在前太子申被掳后非常短的时间内另立的，而非临终时再抉择的，不得不让人对魏惠王令太子将的动机产生疑问。
对比晋太子申生、魏太子申与孝惠帝为太子时的处境，何其相似。尤其是戚夫人同骊姬般，虽不至于“阴令人谮恶太子”（骊姬对晋献公），但也“日夜涕泣”（见《吕太后本纪》首段）。就太史公的记录来看，孝惠帝为太子时，自己并没有任何的谋算，或者说，他并没有任何值得太史公记录下来的关于保自己太子位或其它的谋算。不多的记录则是“孝惠为人仁弱”一类，即孝惠帝性格软弱，之后又因赵王与戚夫人的境况，逃避现实，“不听政”。如果孝惠帝没有一个强势、刚毅如吕后的父亲，自己很可能落得如晋太子申生一般的结局，如此，即便孝惠帝不能理解自己母亲在高祖逝去之后的作为，吕后还是用自己的办法保护了孝惠帝，也自然而然保护了自己。
在高祖之后，孝惠帝顺利登位，而实际的掌权者为吕后，且吕后也为吕氏谋，直到孝文帝即位，中间的这段历史会写吕后而略过孝惠帝就可以理解了。
二、留侯张良
言孝惠帝的顺利即位，也不能不谈留侯张良。是吕后问张良策，但是策出自张良，张良助吕后谋得四位贤士，而四位贤士的第一次献策与之后的献寿使高祖最终放弃了换太子的想法，因此张良才是整件事的源头。其实读《留侯世家》，张良自己的故事是与高祖的家事穿插在一起的，高祖重要的国策、家策都有留侯张良的身影。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句是留侯在最初遇到高祖的时候，因为高祖用其策而他人不省，说“沛公殆天授”，就从此决定了跟随高祖打天下。这句张良的引言，我不是非常确定应如何理解，是张良认为沛公是天授予他自己，来用其策；还是说沛公是天授予的，有天命。前者的因果逻辑关系十分清楚，只有沛公理解他的兵法，所以他感慨天授予自己这个人来用其策；而如果是后者，则似乎有更深的意味，如若先遇到他并理解他的兵法，或者说得其辅助的人，就是有天命的人，那么这其中张良对自己智慧的自信不容小觑。可以说张良也不去探究世上是否还有其它人，比如景驹，能够善其策，他有强大的自信，资质相差仿佛间，得其辅助的人就是天命所归之人。太史公在《留侯世家》的行文中，也确实凸显了留侯对高祖的重要性，如若作后者理解“沛公殆天授”，可谓奇哉。
2015/12/26《孝景本纪》《袁盎晁错列传》《吴王濞列传》
文景之治时期，若说有实际上波及天下的大事，应属七国之乱。谈七国之乱绕不过晁错、吴王濞和孝景帝。此事发生于孝景帝期间，晁错之谋是引火线，吴王刘濞的谋反之心为源头，可追溯至景帝时为太子时的伤人之过。本篇想从两谋臣袁盎和晁错的关系谈起，再论孝帝本身之性格，看七国之乱的源起。
在《袁盎晁错列传》中，太史公是描写了袁盎进谏的诸多事，由绛侯周勃和袁盎的故事以及袁盎之言进谏文帝有关慎夫人之事，可见袁盎之耿直。再读晁错之旧事，亦见晁错几十次上书之恒心，和与其父谈话中重国甚于家。然而此两人却没有办法和平共处，两人互不相见。为何？
袁盎和晁错本质上似有相似：一，两人都直言进谏，而且有时会与帝王或其它进谏对象单独相处。晁错与孝景帝每每“间言事”，景帝“听，宠幸倾九卿”。而袁盎与丞相和景帝时也是要求单独进谏。单独进谏不免会得罪帝王身边的其它宠臣，不知两人是否因此互相生怨愤之情而加剧矛盾，文中有述“错去，固恨（袁盎）甚”；二，尽管两人都是直言不讳、对政事有见地的人，然而两人也都有私心。太史公并未为二人遮掩，而是选取相应事例也体现了人性的矛盾。譬如袁盎和赵同之恩怨，袁盎见申屠嘉是为“愧其吏”之故，而晁错也在七国之天下乱面前意图追袁盎之人错，袁盎为保命，在献策时也并未顾虑全局，而是以诛杀晁错为先；三，两人行事也有相似之处，譬如晁错连夜解释自己围墙改建的事情，抢得先手，因而申屠嘉并未将晁错告下；同理，如若不是袁盎夜见窦婴，再见景帝，在晁错之前求得先机，七国之乱的后续应有不同。
两个臣子都是能臣，却互不相容，求在帝王前显贵，而孝景帝虽然看重晁错，却并没有完全信任他，行事多有余地，七国之乱和晁错之亡，景帝均有过。譬如景帝时，胶西王、赵王、楚王有罪，景帝轻拿轻放，并未借机削藩，也浪费了晁错之苦心。景帝信与为不一致，虽从晁错之言，但削藩的政策却十分温和，多延续了文帝对诸侯王的宽厚，虽为国君，又多从家的视角行事，因此矛盾，使晁错如其人一般严峻的政策只得几分效果。而且，孝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失手错杀了吴王太子，应料到此怨难消。可能因为有愧疚之情，文帝也却并未对此有所处理，对吴王假病不入京之事一而再的从宽处理，最终还是埋下了祸患。倘若景帝信晁错，用晁错，坚持削藩，不知其事当如何。又倘若袁盎和晁错能和谐共处，能容人，一起出谋划策，又不知其事当如何。
2016/01/10《卫将军骠骑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 《袁盎晁错列传》
提起卫青，不得不说卫子夫与平阳公主，前者为其姊，通母但可能异父，存疑；后者曾为其家主，后下嫁。未读《史记》之前，总以为卫青得势是借卫子夫之风，和武帝伐匈奴之志（或欲），读其列传之后，方觉卫青有其“成功”的资本。
首先，卫子夫并不仅仅卫青一个兄弟，另有卫长君，为什么卫青后来显名人前，而卫长君无人提及？与卫子夫升位同步的一直是卫青，“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有可能卫长君因卫子夫受益，也有可能受益较小，太史公并没有记录。无论是哪一种，武帝本人若在卫青和卫长君中择其一，武帝选卫青。这是卫青相比卫长君有能力的说明。其次，卫青交际能力不弱，否则公孙敖不会于堂邑大长公主前相救。后文中的宁乘不会直白的进言。武帝加封其儿子三个儿子的时候，卫青不仅替三个儿子推辞，而且言谈之中将自己的功劳分给校尉。在宁乘进言之后，也不因自己之前的军功自满，而是“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亲）寿”。再看卫青作为将军继而封侯，也不完全是靠“裙带”力量，他首次出兵的时候，在公孙敖、李广大败，公孙贺无功的时候独独他斩敌数百。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次可能是运气，多次则未必。出兵七次斩获五万余人，武帝就算有偏爱之心，这也给了武帝理由封户封侯。太史公在列传的末尾提到了卫青自言的对比，是同魏其侯窦婴以及武安侯田蚡的。卫青自言应“奉法遵职”，我想正是这个态度保其封侯后二十四年平安。至于“巫蛊”之事，因无史料，不妄语。
在列传的最最后，太史公自己感慨道“君子豹变，贵贱何常”。文本中关于卫青的部分是从马奴至侯的贵，我们再看下《魏其武安侯列传》中魏其侯由外戚至身首异处。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亲戚，却有自己的立场，在黄老之学和儒术之争、梁王立太子等事件上均与窦太后意见不一，因此一直不被重用。处于窦婴的位置上，一是他从血统而言，不可能摆脱窦太后同族这个事实，二是就算他与武帝想法更契合，除非他做出偏极端的事情以表示自己和窦家的隔阂，否则很难取得武帝的信任。处于两头不靠位置上的窦婴，其本人的行事多顾自己的信义，爱憎分明，也少听人（籍福等）言，因而难全自身，陪葬灌夫。而灌夫本人的结局似乎在很早之前从其行事中已见端倪。太史公在文章末尾也有对灌夫“祸所从来”的总结。
上篇谈及袁盎、晁错，再读再思，此二人之“名立身败”也不是没有缘由的，是两人日日行事之累积使然。此次思考最末，敢问一句：贵贱有常否？